公车：汉代官署名。指举人进京应试。特指入京会试的士人上书言事
西汉·司马迁《史记·东方朔传》：“朔初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干奏牍。”
作宾语、定语；用于政事
中日甲午战争后，中方向日本割地赔款，1895年春夏之交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联合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，反对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此事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公车上书事件”。公车上书是清末维新派人士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，也是士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开端。
关于公车上书事件，现行的历史教科书采用是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的说法。康有为在年谱中自称，1895年4月15日得到中国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消息后，就与梁启超等人联合鼓动在京举人准备上书光绪皇帝，1200余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，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名；5月2日，举人们到都察院投递万言书，但都察院以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章而拒绝接受。
康有为此说可靠吗？
历史学者姜鸣考证，5月2日那天，湖北、江苏等七省300多名举人到都察院上书，其他时间也有很多举人上书皇帝，据清宫档案记载，所有上书均送达御前，康有为所谓的都察院拒收一事是无稽之谈（此说见姜鸣《天公不语对枯棋》第146页）。
再者，光绪皇帝在《马关条约》上盖章的时间是1895年5月3日，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所说的5月2日已盖章之说不成立。
那么，公车上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1895年夏，《公车上书记》在上海出版，书中有“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”写的序言。此序写于5月24日，序言中说5月2日康有为与众举人们在松筠庵聚会商议，最后认为大局已定，不可更改，于是散去，万言书遂胎死腹中——依照此说，公车上书是不存在的。
《公车上书记》是康有为等人策划出版的，也就是说，康有为本人也承认没有公车上书事件，只是公车集会或者拟上书而已。不过，后来康有为在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改变了说法，将此事演义成数千举人上书皇帝的公车上书事件。
历史学者姜鸣的《天公不语对枯棋》中有《莫谈时事逞英雄——康有为“公车上书”真相》一篇，对公车上书做了深刻剖析和考证，姜鸣认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纯属子虚乌有，是康氏为美化自己而杜撰的。
原文:
具呈举人康祖诒等，为安危大计，乞下明诏，行大赏罚，迁都练兵，变通新法，以塞和款而拒外夷，保疆土而延国命，呈请代奏事：
窃闻与日本议和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，补兵饷二万万两，及通商苏杭，听机器、洋货流行内地，免其厘税等款，此外尚有缴械、献俘、迁民之说。阅《上海新报》，天下震动。闻举国廷诤，都人惶骇。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，思戴本朝。人心之固，斯诚列祖、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，涵濡煦覆，数百年而得此。然伏下风数日，换约期迫矣，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，严正议臣之罪。
甘忍大辱，委弃其民，以列圣艰难缔搆而得之，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，如列祖、列宗何？如天下臣民何？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，岂忍上负宗庙，下弃其民哉！良由误于议臣之言，以为京师为重，边省为轻，割地则都畿能保，不割则都畿震动，故苟从权宜，忍于割弃也。又以群义纷纭，虽力摈和议，而保全大局，终无把握，不若隐忍求和，犹苟延旦夕也。又以为和议成后，可十数年无事，如庚申以后也。左右贵近，论率如此。故盈廷之言，虽切而不入；议臣之说，虽辱而易行，所以甘于割地、弃民而不顾也。
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，散天下民之事大；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；社稷安危，在此一举，举人等栋折榱坏，同受倾压，故不避斧钺之诛，犯冒越之罪，统筹大局，为我皇上陈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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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5年，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，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“士人不得干政”的禁令，这是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潮转变政治运动的标志，也是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的标志。
关于康有为的人品描述，晚清著名大学者辜鸿铭有过概括，辜鸿铭在与清末高官张之洞议论到康有为的时候，这样说康有为；
“康有为人品鄙劣，计划虚夸不实”，这简短的两句话，也确实恰中其人。
即使是在清末的遗老遗少当中，康有为的口碑也是十分不堪。
甚至有人专门为康有为做了一副联；“国家将亡必有，老而不死是为”，对康有为的讨厌极其明显。
在戊戌变法前期，康有为策略不当，人为的把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分成势不两立的帝党和后党，没有耐心稳妥的逐步推进变革的进行，甚至动辄鼓动光绪帝诛杀掌军大臣，到最后，试图围园杀后，致使戊戌变法运动被镇压。
而康有为自己鼓动别人奋斗牺牲，自己却早早遁逃至香港。
七君子遭到残杀之后，康有为又在南洋等地倡言保皇，声称有光绪皇帝衣带诏，这也可以理解，可是，经年以来，保皇事业未见其功，康有为自己却一房又一房的姨太太小妾迎娶，在所谓的流亡生活中，竟然陆续娶了六个姨太太。
用各地华侨捐助的款项，周游世界各国，国内多处有房宅，男女仆人一大群，看门的都雇佣印度人，直到后期，还在西湖购房，娶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女。
这些所作所为，不由得人们嗤之以鼻，戊戌变法烈士的血难道就为换来康一人的富贵招摇生活？
至于“公车上书”，近年来也有人对此进行探讨。
按照康有为自己在《自编年谱》中声称，1895年，是他发动18省1300多举人联名上书朝廷。
然而，万言书是写了，也交给他了，他根本没有往上递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宫里的一个太监告诉康有为，康已经中了进士，如果带头上书，就会被革除功名，康一听，就没有继续这件事。
中了进士之后的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，在此基础上，康有为组织了强学会，创办了报纸，为自己赢得了维新派领袖的名声。
光绪皇帝实行新政5天之后，接见了康有为，与其“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”，这也只是个六品衔。
但是康有为就对外说，光绪皇帝让他可以随时专折奏事，不经过任何部门和任何人的周转。
可以直达天听。
然而，历史学家查阅档案，发现这一期间康有为上奏的所有奏折，都是由总理事务衙门代递，所谓专折上奏根本就没有过。
再说戊戌变法的缘起，最早提出变法的人是监察御史杨深秀，具体落实变法措施的则是4个军机章京杨锐 刘光弟 谭嗣同 林旭，这些人都是官居四品。
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代替光绪皇帝草拟新政诏书，而康有为不过是个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，根本就上不了前，更提不到是维新领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