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“轻繇薄赋”。
东汉·班固《汉书·昭帝纪赞》：“光知时务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”
轻徭薄赋作谓语、定语、宾语；用于政策等。
发音：qīng yáo báo fù 解释：减轻徭役，降低赋税。同“轻繇薄赋”。 出处：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：“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光知时务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” 事例：治黄河修漕运，～修明政治，抚有华夏九州六十一载，算得上明君主，功盖唐宗宋祖。 典故：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减轻人民徭役和赋税负担的财政思想。轻徭薄赋思想在春秋前期就有出现。晋文公(公元前636～前628在位)为图霸业,曾提出“薄赋敛”(《国语·晋语》)的政策。后齐国晏婴也力主“薄赋”。孔丘反对重税,主张“敛从其薄”(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),提出十取其一的薄敛政策和民富自然国富的观点。战国时期的孟轲把薄赋敛作为王政的重要内容。荀况则较明确地从生产角度出发，主张“轻田野之税,平关市之征,省商贾之数，罕兴力役,无夺农时,如是则国富矣”（《荀子·富国篇》）。唐代哲学家李翱则从富国、安民、重本的角度阐述轻徭薄赋的主张，认为“重敛则人贫，人贫则流者不归，而天下之人不来”。只有轻徭薄赋，人乐其生，居者不流，而流者日来，才能“土地无荒，桑柘日繁。人日益富，兵日益强”（《平赋序》）。也就是认为，轻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，可以鼓励百姓从事生产，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 轻徭薄赋的财政思想，历来为儒家奉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之一。它既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，又符合小土地所有者的愿望。征调不苛重，不会激发矛盾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；且轻徭薄赋，农民负担不过重，则易于附着于土地；人口增加，生产发展，可以安居乐业。但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，轻徭薄赋的政策,往往只是在统治阶级夺取了农民革命果实,建立起新王朝的初期，一度付之于实施；而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财政收入增加，贪欲也随之增加，代之而来的则是横征暴敛。农民最终并享受不到轻徭薄赋带来的利益。
感谢邀请。“轻傜薄赋”这四个字出自《汉书》。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相反。众所周知:两汉是国力强盛，经济发达，人口达五六千万的伟大国家。开国的高祖刘邦约法三章，政简刑清，文景二帝提倡节俭，给武帝刘彻反击匈奴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。后世学习轻傜薄赋政策较好的是唐清二朝，康熙帝甚至提出永不加赋，五年一免的办法，与民休息。
徭就是徭役，那时候一般百姓每过一段时间就要为国家做事，称为徭役。赋就是赋税，也就是到了丰收的时候，百姓按田数上交的税，称为赋税。
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，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。他强调以民为本，常说：“民，水也；君，舟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太宗即位之初，下令轻徭薄赋，让老百姓休养生息。唐太宗爱惜民力，从不轻易征发徭役。他患有气疾，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，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。李世民贞观之初，在唐太宗的带领下，君臣和谐，全国上下一心，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。到了贞观八九年，牛马遍野，百姓丰衣足食，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。 太宗在位20多年，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，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，数十万言，皆切中时弊，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。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，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。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，才能达到天下大治，因此他求贤若渴，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，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，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，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。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，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，可谓是“人才济济，文武兼备”。正是这些栋梁之才，用他们的聪明才智，为“贞观之治”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，他曾说：“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，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，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。”法律制定出来后，唐太宗以身作则，带头守法，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。在贞观时期，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。执法时铁面无私，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，慎之又慎。他说：“人死了不能再活，执法务必宽大简约。”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，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，犯法的人少了，被判死刑的更少。据载贞观三年，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，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——“刑措”即可以不用刑罚。 以民为本的思想，广开言路，虚怀纳谏的胸襟；重用人才，唯才是任的准则；铁面无私，依法办事的气度；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，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。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，无论在政治、经济，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。